郑树森院士:MDT与现代医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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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DT(多学科协作)的时代背景下,现代医学将会有怎样的前景?10月24日,在由健康界联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医院临床专科建设院长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教授就“MDT与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一话题进行了权威解读。

      MDT是医患双赢的结果

      “MDT实际上是一个医患双赢的结果。”郑树森表示,MDT作为临床多学科的工作团队,是针对某一疾病进行的临床讨论会,从而有计划地制订出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比如,以前患者是一个科看好之后再看下一个学科,一个病看下来得花上个把月。MDT的形式则是多个学科的专家坐在一起看病,对于患者来说,能够获得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提高疗效,改善预后;对于医院来说,则能增强专科间的交流,促进专科间的合作,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郑树森院长表示,就浙大一院而言,今年1~9月份就共做了1744例MDT,有近30个专业的120余位专家参与了工作。浙大MDT的开展也有着非常严格的流程,首先是要由科室讨论确定,完善相关检查,提前24小时向医务部提交申请,经过医务部审核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再组织开展,最后还要定期反馈MDT的诊疗效果。

      MDT在攻克H7N9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科化与亚专科化已经成为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只有强的亚专科才能很好地开创MDT。浙大一院包括内科学和外科学这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以及22个国家临床专科重点专科,在开展MDT方面有着非常强的优势。

      其实,浙大一院的多学科模式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我在香港大学发现,他们每次查房的时候,肝胆内科、消化科、影像中心等学科都会参加,然后一起讨论结果,为每个病人的治疗都恰到好处。所以我从香港回来就开展多学科模式了。”郑树森院长介绍,20多年来,浙一医院一直坚持每周一次院士查房MDT讨论,把影像、介入、化疗、肝移植等学科在一起进行多学科讨论,提高医疗质量。今年9月,郑树森院长主刀的浙江省首例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的顺利完成,让外科手术跨入了“机器人时代”。

      MDT模式的最佳顶层设计,就是协同攻关了H7N9禽流感。郑树森院长说,2013年H7N9禽流感在国内大爆发,通过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四所高校共同成立的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的MDT,从收治第1例H7N9患者到第40例,仅用了短短的28天时间,不仅将死亡率降到最低,还成功研发出我国首个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株。MDT的科研成果还分别发表在了《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ature》等国际权威医学杂志上。

      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生成为Rising Star

      MDT的人才是具备高超的医术、顶尖的科研能力、一流的教学水平以及流畅的外语交流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需要通过MDT的培养才能得到。在郑树森院长领导下的浙一医院,主要通过设立“树森·兰娟院士人才基金”、开展新模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落实“三基三严”等方式,打造国际认证的高级住院医师培训基地。

      2011年9月21日,医院的普外科和泌尿外科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和香港外科学院的联合认证,正式成为其高级培训基地。郑树森院长介绍,只要在这里培训过,并顺利通过考试的人,就可以拿到英国皇家的院士。除此之外,医院还接受了来自美国、德国等国际上专科医生的进修培训,同时也重视对本院年轻医师的培训,选派优秀人才赴国际著名大学访问培训。很多年轻医生经过培训都走向了世界,成为“Rising Star”。

      杭州标准引领了肝癌肝移植国际标准的变革

      “在当前医患关系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我觉得MDT是可以解决纠纷,提高医患关系的关键所在。”郑树森院长认为,MDT的目的是要为患者制定最适合的治疗方案,避免过度治疗,减轻患者痛苦,自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患矛盾。他举例,在过去,一个肝癌患者到医院以后,有可能被分到放疗科、介入科、消化内科、肝胆内科等不同的科,每一个科采取的治疗手段都不一样。而通过MDT以后,就选择一个最恰当的治疗方案,是先手术还是先介入,先射频还是先肝脏移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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